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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人物丨黄浦江畔的爱人同志 在巧克力商店与宋庆龄初次见面——记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和海伦
时间:2022/12/16 2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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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少伟
来源:上观新闻

85年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采访后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伦敦正式问世;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循着丈夫的足迹赴延安,为《红星照耀中国》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的推出奠定基础。回眸这两位美国进步记者、作家早期在黄浦江畔的活动,令人感佩。

“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1928年7月,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远涉重洋抵达上海,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在灯红酒绿的背后,瞥见悲惨景象:“赤身露体的苦力们,用颤巍巍的竹扁担挑着沉重的货物,小跑着从令人生畏的印度巡捕身边走过。坐在锃亮的汽车里的英国人在马路上与人力车抢行……”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又怎样呢?他本打算作短期停留,但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决定先落脚申城再寻找机会去各地考察。

斯诺赴上海外滩大北电报公司(今中山东一路7号)六楼,找到《密勒氏评论报》报社,经与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坦诚沟通后,他成为该报的助理编辑。

当年,《密勒氏评论报》是在上海出版的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创刊于1917年6月,逢星期六出版,面向在华外籍人士和中国政界、知识阶层,也运销欧美。主要创办人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封面标注的中文刊名即取自其名),宗旨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密勒退休后,由共同创办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鲍威尔接任主编和发行人。年仅23岁的斯诺的加盟,使该报增添了新的活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西北地区连续数年发生旱灾。1929年6月,斯诺从上海来到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在古镇萨拉齐目睹惨绝人寰的饥荒,感到极震惊,迅速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通讯。他在《救救二十五万生灵》一文中说:“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他将萨拉齐之行视为“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我和海伦都谢谢您”

1931年8月,曾就读美国犹太州立大学的海伦·福斯特通过文职人员考试,被派到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在“冒险家的乐园”,纸醉金迷的背后却是“拥挤成堆,肮脏不堪,衣衫褴褛,有着各种疾病的乞丐”,这引起她的沉思。

年仅23岁的海伦曾在报刊上阅读过斯诺的作品,抵沪当天刚下榻于礼查饭店(后为浦江饭店,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她就设法联系上了他。此刻,斯诺刚结束在外半年的考察,由于先前撰写《侨居在上海的美国人》等文章抨击民族歧视和对华掠夺,被一些美国侨民攻击,情绪低落。两人初次交谈,海伦的亲切鼓励,使斯诺的精神为之一振。

同年9月,斯诺应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欲撰写宋庆龄传略,为此请求会见。宋庆龄安排“在静安寺路(按: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与他初次见面。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记述:“我们进了午餐后,继续留下来喝茶。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已开始对她有所了解了。几天以后,我第一次到她在法租界莫利爱路那幢朴素的两层楼住所拜访她。”

海伦也渴望能拜见孙夫人。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合适机会,斯诺偕海伦赴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海伦曾回忆,“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她落落大方,好客,喜欢有趣味的交谈”“她像她母亲年轻时一样虔诚,不过她将这种虔诚献给了中国革命”。

宋庆龄与斯诺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斯诺多次奔赴前线采访,挑灯夜战赶写报道,赞扬上海军民的顽强抗战。海伦也冒着炮火去各处摄影,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

由于志同道合,斯诺和海伦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斯诺在给父亲的信中谈起海伦,他写道:“患病期间,唯一使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迷人的同胞’‘可爱的女孩’陪伴在身旁。”海伦则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我太喜欢他了”“他确实很有才华,有一种惊人的冒险精神。”

同年12月,斯诺和海伦结婚。宋庆龄高兴地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粤菜晚宴,她端着酒杯说:“让我们为你们的幸福干杯!”斯诺激动地站起身表示:“孙夫人,您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人之一,是您让我认识了中国,并热爱上中国的。我和海伦都谢谢您!”

斯诺和海伦

“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极其炽灼”

斯诺和海伦在上海期间,左翼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

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作品中,看到“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公平的证据”,觉得仅靠新闻报道还不够,只有中国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更真切地反映中国的世态和民众的深层心理。他着手编译鲁迅作品。不久,他结识了姚克(即姚莘农),这位精通英文的青年作家成为他“能干的合作者”。斯诺的《鲁迅印象记》一文说:“在上海,姚(按:姚克)和我同鲁迅多次见面,那时候,我们计划把一些现代的白话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结集出版,对此,鲁迅热情地给予支持。”

1933年2月21日,经姚克的联系,斯诺与鲁迅初次见面。斯诺的《鲁迅——白话大师》一文说:“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极其炽灼”“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问题,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气韵的声音回答了”。通过交谈,斯诺对鲁迅更敬佩,深感他“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鲁迅对斯诺也颇有好感,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s君(按:斯诺)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同年3月,斯诺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今北京)代表,偕海伦离沪北上。随后,他还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曾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等的特约记者。海伦则做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虽事务繁忙,但仍未耽搁编译鲁迅的短篇小说,姚克也来倾力协助。

同年5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提及:“同姚克往大马路(按:今南京东路)照相。”这次照相,与斯诺编译鲁迅的短篇小说相关,姚克的《〈鲁迅日记〉的两条诠注》解释:“一九三二年秋,我和《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史诺(edgar snow)计划将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第二年春,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就和美国的出版界接洽,先在《亚细亚(asia)杂志》刊登《风筝》《药》,和一篇鲁迅的小传。可是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几张照片都不够好”“我就和鲁迅先生约定,于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雪怀照相馆去”“洗印之后,我从底样中选了一张最好的,寄到美国去,后来登在《亚细亚杂志》上。鲁迅先生逝世后,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上的那张大照像,也就是从这张照片放大的”。

在编译鲁迅的短篇小说基本完成时,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提出:“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译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斯诺对此意见极为重视,决定克服困难,再编译一批中国现代优秀作家的佳作,这得到了萧乾、杨刚的积极协助。

1936年5月的一天,斯诺在书稿即将交给出版社之际,由姚克陪同,又一次在上海拜访鲁迅,进行了长谈。海伦有事未能同行,她为撰《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论述文,要向鲁迅请教23个大问题(其中还包括30多个小问题),斯诺受托带上这份问题清单,鲁迅详尽地一一作答。

同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姚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与斯诺共同署名敬献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两个月后,斯诺编译的《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英国伦敦出版;卷首印着:“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卓越而辉煌的象征。”附录里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署名是“尼姆·威尔士”(斯诺给妻子起的笔名nym wales音译)。斯诺在“序言”中说:“本集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含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根本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

当斯诺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人民而战的红军,看到了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走向光明之希望,他决心“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冲破重重封锁前往采访。《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提及:“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向那里集中。我去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

1936年7月初至10月中旬,斯诺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位访问红色苏区的外国记者。他一共做了16本笔记、拍了24个胶卷,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仅是珍贵资料,也见证了他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斯诺返回北平后,马上奋笔疾书,将毛泽东在保安(今志丹县)与他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一些英文报刊。同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分两期发表斯诺的《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他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即前文所提及的《西行漫记》)完稿。10月,它在英国伦敦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引起巨大轰动。他将此书赠给宋庆龄时,在扉页恭敬地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

海伦在协助丈夫整理笔记、打印文稿过程中,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必须不惜代价完成一次类似的旅程。1937年5月初至8月中旬,历经艰险的海伦终于如愿在延安进行采访,做了27本笔记,拍了300多张照片,这为她写书准备了充足的素材。此行所收集到的丈夫尚未知晓的部分中共领导人情况,恰好为《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弥补了缺憾。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9月,斯诺来到硝烟弥漫的申城,为英国《每日先驱报》进行战地采访。他与同行的海伦曾在屋顶望见许多厂房毁于日军炮火,大批难民无家可归,深感必须做些事情。卢广绵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说:“上海沦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一聚餐会’”“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他们讲话后,就由该会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1938年4月,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斯诺、海伦参加宣传委员会;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诞生,随着“工合”运动的开展,斯诺和海伦的设想变成现实。其间,海伦的《inside red china》(《红色中国内幕》)于上海完稿,翌年它在美国纽约出版,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延安的无限活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在纽约印行的《红色中国内幕》英文版

“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

1937年11月,斯诺收到从伦敦寄来的样书,在上海赠送给胡愈之。胡愈之翻阅后,决定尽快推出它的中译本。

1938年2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上海复社出版,为避免日伪势力的注意,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胡愈之曾回忆:“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文版序言中,斯诺写道:“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1939年4月,上海复社又出版了海伦的《红色中国内幕》,作者署名是宁谟·韦尔斯,鉴于环境险恶,书名被译成《续西行漫记》。那时,上海译社也出版海伦的《革命人物传》,书名译成《西行访问记》,作者署名是nym wales。

由此可见,斯诺和海伦夫妇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原标题:斯诺和海伦,黄浦江畔的爱人同志,在巧克力商店与宋庆龄初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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