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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丨南京!南京!看看作家叶兆言如何为南京古城写传记
时间:2022/1/21 8: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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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茜
来源:南京都市报

2000年,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出版了皇皇巨制《伦敦传》。这部体例新颖、考据庞杂,既惊心动魄又涉笔成趣,将崇高和腌臜、宏伟与日常、秀美与丑怪熔于一炉的渊博之书,赢得了英美知识人的追捧。一时间,为城市写传记的书写方式蔚然成风。

2016年,《伦敦传》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受其启发,小说家叶兆言也写出了自己的《南京传》。

两个作家,两座调性迥异的城市。一个深入街衢闾巷打捞日常细故、建构城市神话;一个勾连正史野史,如江渚白头翁,隽言冷语,闲话朝代兴亡。对照参看,可见出两种文化中,对城市史的不同角度的理解与观照。

金陵风景好:《南京传》的别样风景。

相比《伦敦传》迷宫般的错杂,百科全书式的浩瀚,《南京传》因专注于王朝历史、帝王家事,而显得体格秀劲、不蔓不枝。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陵,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以一种说书人的语调,口吐珠玑,娓娓道来。

历史上,南京多次成为“首善之都”。东吴孙权称帝,南京由秣陵改名建业。西晋司马邺称帝,又改称建康。六朝金粉,繁华如梦。自隋朝灭陈,此后三百年,建康城被耽惧此地“帝王之气”的隋唐皇帝刻意抹煞,“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公元937年,李昪建立南唐,定都江宁府。南宋时期,江宁府再次改称建康府,成为行都。到了明代,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据应天府而统一中国,南京再度显露出金陵王气的霸悍……

一千七百多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底下却是拼死厮杀腥风血雨。无论正史野史,听起来都是相似的血淋淋的段子,后代帝王砍了前代帝王的头,宗室杀皇帝,皇帝杀宗室,父子骨肉相残,美人身首异处……奈何国祚都不久长。南京这块地方,虽说钟灵毓秀、虎踞龙盘,却总与偏安相连,与亡国相连,与后主相连。写《玉树后庭花》的陈叔宝,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给南京定下了绮艳、荒淫和羸弱的调子。

还有一个南京,存在于文学之中。写古都胜景,有左思《吴都赋》轰动洛阳城,其中的南京“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写六朝挽歌,有庾信的《哀江南赋》,“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那是亡国大夫的血泪之书。论金陵怀古,有李白、刘禹锡的绝妙篇章。“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顗情。”“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是文学的夸张,艺术的想象,更是后代文人满怀深情对南京城的一再构建。是真实的南京的一个繁丽忧伤的幻影。

当然也有细致的考证。比如南京的城墙,秣陵时期只是一圈竹篱笆,六朝时的建康城垣“夯土垒筑,外包城砖”。著名的南京明城墙由明太祖朱元璋修造,“旧称九十六里”,成为一国之都固若金汤的象征。

又如南京人的服装,唐代的吴姬越女,穿一种不着袜的木屐,露出脚丫子肤光若雪。晚明时期崇尚个性,南京街头甚至有男子穿大红绣花鞋漫行于市。

叶兆言在南京长居六十年,笔耕四十载,是“南京城里最后一位文人士大夫”。《南京人》《旧影秦淮》《江苏读本》《1937年的爱情》……他与南京相关的作品不胜枚举。写《南京传》是叶兆言对南京城市历史的再一次爬梳剔抉,正史、野史、传说、演义、评书、戏曲、诗文信手拈来,叶兆言以史家的睿智,作家的妙笔,“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把中国历史讲述一遍”。

终究,一座城市的生命由什么建构?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给城市下过一个定义:它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正如所有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

无论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还是叶兆言的《南京传》,所记述的城市都是“双重的城市”。一个是城市的实体,一个是对城市的回忆、描述和想象;一个是真实可触的砖瓦墙垣、市井声音,一个是文字建筑的空中楼阁,充满谣言、传说、误解、夸张的辞藻、错误的印象和虚构之物,比真实的那个更棱角峥嵘,更复杂诡奇。

两个城市相互交叠,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话语空间,一个泥沙俱下的知识迷宫。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你必须进入它,在其中行走,或许你会迷路,但某一时刻你会找到一个或几个出口,打开一种全新的可能。

作家叶兆言

[访谈]

叶兆言谈《南京传》:六朝繁华在文字中复活

南都:写《南京传》运用了很多史料。这些史料是你的日常积累,还是为写这本书专门有所查阅?

叶兆言:是日常积累的。为了写一本书专门去找,也没意思。肯定是日常积累更重要。否则我觉得有点像征婚节目“非诚勿扰”一样,目的那么明确,就是为了找对象,觉得好像不太现实。如果写一本书到了这个份儿上,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找一个对象”,那有一点过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内心深处原来有那样一些东西,比如说是男生对女生的羡慕,女生对男生的羡慕,你内心要有那样一些东西,写一本书不是临时就上了征婚现场。

南都:在使用文献资料的时候,会不会有所遴选,正史、野史、演义、评书,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

叶兆言:毫无疑问是这样。其实我们对历史是有选择的。当我们要讲南京这座城市虎踞龙盘的时候,我们可以强调这一方面。当我们说南京亡国,我们会选择另外一些东西。因为选择总是有的,也可以说是有意识的。

南都:譬如《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之一,属于可信的正史,但有一些东西比如《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世说新语》是南朝的名士逸闻,把它们当做史料用,有没有考虑其真实性?

叶兆言:首先我引用的都是真实的。《三国演义》是真实的,《三国志》是真实的,你选择《三国演义》的哪一段,你选择《三国志》的哪一段,它们有什么不同,你把它表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态度。

最关键的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一段。《三国演义》是明朝人写的,它的历史观就是“汉贼不两立,王朝不偏安”。它就是以刘姓王室为正宗,曹操就是汉贼。我为什么说南京历史从这儿开始是有意义的呢?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王权进行了祛魅。

日本天皇、英国女王是一种象征。一般人不会去想,我可不可以做天皇,可不可以做王室?没人会觉得可以挑战皇权。但皇权可以一点用都没有,日本天皇最潦倒的时候,虽然贵为天皇,依然像那些大幕府养的一条狗一样。曹操没有称皇帝,曹操的思维还是我们对日本天皇的思维。如果你对日本天皇的历史有了解就知道,很多时候皇帝就是一个傀儡,别人拉着皇帝做事儿。曹操对中国大历史的判断也是这样,他觉得,只要拉着汉献帝,就可以做事儿。曹操去世以后,他儿子曹丕把曹操追封为皇帝,自己也当了皇帝。所以他的儿子称帝,对中国历史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天子谁都可以做。所以《南京传》从这儿开始,这也是中国不断地乱的根源。皇帝谁都想做,这是很麻烦的。

南都:在《南京传》里,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写南京历史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是一个英雄史的视角?从历史观上来讲,你觉得历史主要是由英雄人物造就?

叶兆言:我觉得有趣还是蛮重要的。我个人感觉不是帝王将相,我恰恰觉得是有趣。因为历史人物离我们很遥远,你说有多大关系?也没多大关系。咱也就是个老百姓,咱也改变不了历史。你看着历史在前进,你就像一个渔夫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瞎聊。就是苏东坡在假赤壁下边的一个假怀古。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想说一说。

意义我有点不大相信。咱这样的人还能有多大意义呢?还能影响什么人呢?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读书了。我的书就是写给那些爱读书的人看的,也没多少人。我骨子里是悲观主义者,我写作最大的乐趣是自己写得有意思。所以有趣很重要,光是掉书袋,光是像个历史学家一样,那也不是我的工作。你说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大的意义,它有意义没意义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它有趣没趣我觉得跟我还有点关系。

南都:在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怎样防止单纯的史料堆砌,而找到一种说书人的语调?

叶兆言:我也说不清。说书人也很好,也很精彩。总的来说,总是用自己的语调在说话。

南都:你在此前的讲座中提到,《南京传》的写作缘起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伦敦传》这本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吗?

叶兆言:我觉得几乎就没什么影响。我要写肯定从另一个角度写,我应该写得不比他差。当然,《伦敦传》是一本国际流行读物,是一本时髦读物,体现一种文化教养。但从写作这个角度来讲,我写得应该会更有趣一点,或者我跟他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写作的方法、写作的结构、写作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太一样。我不会把一个细节过于放大,过于戏剧化。在《伦敦传》里有大量类似的内容,一个小案件,一个小事件,一个小故事。在《南京传》里我对故事是杜绝的,我觉得故事没有必要过多地展开。所以很少有一个很细的像小说式的描写的故事。比如曹操称帝这样的故事,不值得完全展开。展开它就可以成为独立的一章。有时候,大家熟悉的故事我只用几句话带过。就像中国的成语,成语显然不能用四个字概括,但它就是用四个字概括了。

南都:所以在写作《南京传》的时候,你有意地抑制了作为小说家的那部分才能?

叶兆言:因为虚构和非虚构有本质的区别。在小说中的真实都是假的,它只是起到一个装潢的作用。比如我需要这个位置上放一个电脑,就像拍电影一样,它让你感觉到是真的,但它究竟是真的假的对我不重要,我只要观众觉得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这个小说写得很好,因为它很真实”,那是瞎扯淡。小说就是虚构,在虚构艺术中强调真实,没有任何道理。

虚构和非虚构都是文学,相当于都是体育运动,但一个是篮球,一个是乒乓球。它们的游戏规则、比分计算都不一样。小说有小说的规则,非虚构有非虚构的规则。我想我是严格按照规则来的。我不可以因为自己是个小说家,就在写《南京传》这本非虚构的时候放肆。同样道理,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来不以史料磅礴为荣。如果有人评价我的小说是以史料磅礴取胜,我觉得是对我的误解。

南都:历史上有《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陶庵梦忆》这样著述,写城市的建筑、市井、饮食、节日、习俗、文学艺术等等。《南京传》里,为何较少使用到这种市井的、民间的视角?

叶兆言:我大脑里非常明确,我是在写一本现代著作,是给今天的人看的。当然有文人把玩的趣味在里面,有怀旧在里面,有怀古在里面。但是我一定要让它和古人写的任何一本书不一样,我不会让它变成一本《武林旧事》、《陶庵梦忆》。今天写,还是要让它有一点时代的气息。

至于民间的东西,比如节日、习俗等等,我是有意识地避免。因为这些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我都懒得去写它。我们很多人以为某样是自己的民俗,其实都差不多,7月15日的鬼节,春分过后的清明……如果特别有趣我可能会写。

南都:语言也是一个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方言在历史上经历过什么变迁?

叶兆言:南京最早是说的吴语,像上海、苏州人说话一样,因为我们是属于吴语系统的。为什么变成后来的南京话?因为北方话强大,我们总是向强大的人学。其实普通话是因为满人不太会说中国话,所以说得很慢,一定要清清楚楚,为什么有儿化音,也是因为夹着舌头说。因为它是统治阶级说的话,它变得流行。北方话刚到南京的时候,它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要学的风气。于是南京这个区域,慢慢地从吴语脱裂了,它和苏州话、无锡话越来越远。最早它是一种进步,因为得风气之先嘛。但随着苏南富起来了,南京话的地位也就下降了。广东话也是一个道理。你可以说“南蛮鴃舌”之语,但人家有钱了以后,别人就觉得这个话好,这是没办法的。

我原来小时候很自卑,我一直觉得南京话不好听。因为这是文化造成的。后来我发现无所谓。汪涵说湖南话,因为他是个大腕儿了,他做节目说湖南话就很好听。有身份的人说什么话都很好听。我第一次感觉南京话不难听是我到台湾去。我见到一些过去的官太太,一开口就跟我说南京话。都是些当年的所谓旧人,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曾经在香港是有人说上海话的,因为一批上海的富人过去,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也有人说上海话。但不是上海的普通人,如果是上海的纺织女工去,那就是土话了。一样的,在上海的上层社会曾经流行广东话,因为广东的大商人在那个小圈子里。在南京能在场面上说四川话的都是大官。包括湖南话也是一样,湖南人是跟着曾国藩打到南京去的。所以语言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跟经济、权力、身份地位有关系的。

南都:在人们的印象中,南京一方面繁华绮丽,一方面因为屡经亡国之耻而享乐颓靡,这和历史上真实的南京相符吗?《南京传》能够厘清人们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哪些误解?

叶兆言:也没有必要,因为误会太多了。一本书就是有趣的。你看了以后明白:哦,原来不是这样的。你说要纠正以往的错误,几乎错误比不错的东西更多,所以要纠正其实是不可能的。无非你知道一点新的东西,知道一点真实的故事。我希望大家能看这本书已经很满足了。

南都:“魏晋风度”滥觞于北方,为什么却在南京发扬光大?在南京流行的名士做派、魏晋风度的实质是什么?

叶兆言:有“魏晋风骨”的人,结局都是很悲哀的。这些人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更容易成名,而是当时大家看到了那种悲哀的结局、人生的不幸,而产生的一种逆反,这种逆反就是与众不同。这种风骨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就是不愿同流合污。后来的文人看重这一点,也是文人清高的一种表现。我特别喜欢魏晋人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愿意做个与众不同的人。

南都:自古以来南北方文风殊异。譬如南朝的文章和诗词,大抵粉光脂艳,美玉琳琅,相对而言曹氏父子的作品,却是雄强大气。造成这种文学风格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是否一直延续至今?

叶兆言:什么人玩什么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现在南来北往这么厉害,所谓差异也是说说而已。我在《南京传》中强调了一点,文学的流行通常都是北方人决定的,北方人看好了,才是真正的好,因为北方是政治中心,当然是北方人说了算。所以有差异,也是北方人选择的结果,北方人雄强大气,可能他们就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南都:你觉得南京在文化上最繁盛的是哪个时代?

叶兆言:一个虚拟的时代。在回忆中。因为所有的回忆都在放大它。在文化心理上感觉最强大的是唐朝。因为唐朝的时候南京没有了,大家到这儿以后,都会想到被湮没的胜景。隋唐结束了六朝,但是,六朝的繁华却在隋唐的文字中复活了,它甚至超过了真正的六朝。所以南京的文化是在想象中,在虚构中。为什么说写南京比较有趣,也是因为这个。李白的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没有人知道凤凰台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白鹭洲在哪里。南京很多名胜古迹,去了以后告诉你,古什么古什么,都是假的。古桃叶渡,古胭脂井,古台城,都是假的。但是不妨碍。因为在历史上有过,在虚拟空间中有过,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假的东西,都足以引起我们的想象。

王尧:《南京传》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一次尝试

叶兆言的《南京传》出版后,受到文坛瞩目。南都记者为此采访了文学评论家、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先生。

南都:请谈谈你阅读《南京传》这部书的感受。作为一个江苏人,你阅读这本书时从中获得了什么趣味?

王尧:《南京传》是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一次缅怀,在叶兆言的历史叙述中,作为历史的南京复活了,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在城中城外,都有了和南京对话的机会。在城市日新月异甚至面目全非的当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残存的文字、遗址和传说中与历史空间相遇,在今天是个很大的问题。叶兆言的《南京传》提供了这种可能,而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一次成功尝试。在获知兆言写《南京传》时,我曾经发表过议论,以为天下文士很多,但写南京,非叶兆言莫属。叶兆言的学养、修辞、个人经验等,似乎都在为这本不期而来的《南京传》做准备的。这是一本可遇不可求的书,《南京传》和兆言那些关于南京想象的小说是一个整体。南京的历史气息在这本书中弥漫,它是传奇,是庙堂,是江湖,是帝王将相,是文人雅士。当年陆文夫写出《美食家》之后,艾煊说陆文夫是陆苏州,我们现在不妨说叶兆言是叶南京。我作为江苏人的身份,在阅读中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南京不只是江苏的南京。但阅读中,我经由南京确认了自己的江苏人身份。

南都:在《南京传》中,叶兆言以南京这座城市为窗口讲述中国历史。你觉得这本书在体例、史料运用、叙述视角和历史观等方面,有哪些新颖和出彩之处?

王尧:《南京传》的出彩之处很多。叶兆言把一座城市纷纭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写得如此清晰,让你可以触摸它,可以在其中徜徉,这何等了得。就文体而言,它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创作,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跨文化写作。兆言截取了历史的几个断面,既独立又关联,也留下了让读者想象和体会的空白。这是理解历史断裂与联系的一种观念和方式,也是这部书的体例和结构。这本书的封面照,城墙是兆言的背景,他从容和微笑着打量这座城市。这也是他写作的位置和视角。兆言在叙述中旁征博引,他从故纸堆中跳出来了,然后得心应手地选择他认为最能传神的史料,以此建构他心中的南京。兆言的叙述在书面语中融入了口语,典雅而又通俗。城市传,是城与人的故事,叶兆言写他人,其实也写了自己。

南都:在《南京传》里,有没有你觉得意犹未尽的或者有些遗憾的方面?

王尧:掩卷之后,当然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很赞成《南京传》设置的篇章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认知和叙述。我感觉在主线之外,似乎可以适度枝蔓一些,带出南京的世俗生活。在语言上,兆言以叙述为主,不妨多一点描写,多一些细节,这或许会更形象地还原历史场景。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些意犹未尽之处其实是兆言的长处。这或许与兆言对这本书的风格设计有关。

南都:你个人对南京熟悉吗?你怎么概括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

王尧:对南京,我只能说熟悉而陌生。即便我在苏州生活了几十年,我也只能说自己熟悉而陌生。我在读大学前,只到过几次县城。我第一次到省会南京,还是途经南京再去北京开会。这大概是1983年8月。我看到了民国的街道和建筑,明孝陵和城墙,秦淮河,处于新旧之变的城市风光。我对大都市的感觉是从南京开始的。我无法准确概括南京的文化性格,《南京传》中有答案。我觉得南京在江南,但南京在文化上是江南和江北的融合。

南都:2016年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伦敦传》,也是一部城市史的扛鼎之作。和《南京传》对照参看,这两本书体现了东西方作家全然不同的历史视角。《伦敦传》如一本百科全书,作者的考证可以细致到17世纪一杯咖啡的价格,而《南京传》写得更多的是王朝更迭和帝王家事。你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王尧:我读过《伦敦传》,感觉《南京传》可以与之媲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这两座城市的历史特征有关,也与写作者的历史观、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有关。在中国的城市历史中,或许还没有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有过如此之多的王朝更替的故事。这就是南京。叶兆言当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视角,那就是另一种《南京传》。

原标题:南京!南京!:看看作家叶兆言如何为南京古城写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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