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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亮点
时间:2021/3/4 20: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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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欢 吴金娟
来源: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

实践中,知识产权类侵权案件维权成本高、赔偿金额低的现状一直未得到全面改善。在被侵权主体大概率无法证明因侵权行为造成实际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利的情况下,法院通常在法定赔偿金额内判以较低赔偿额。

这一现状不仅打击了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也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法治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彰显了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决心。

《解释》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故意、情节严重的认定,计算基数、倍数的确定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几大亮点:

一、 法律统一正确适用

在《解释》出台前,惩罚性赔偿规定分散于《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种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各法律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条件以及计算基数的确定等均存在不同的规定。此次通过该《解释》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条件及计算标准等进行统筹,有利于推进实践中统一裁判尺度,是坚持全面平等保护原则的重要体现。

二、 以“列举典型”+“兜底”的

立法方式规定适用条件更具指导性

《解释》第一条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为“故意+情节严重”。然而何为故意?何为情节严重?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难以统一认定的问题。《解释》通过列举典型的立法方式将实践中常见的故意、情节严重情形予以规范,给权利人如何举证和法官认定“故意”、“情节严重”提供了指导性依据,增加了案件结果的可预判性。

1、“故意”的认定标准《解释》第三条第二款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实践中容易取证的常见情形可以初步认定为被告具有“故意”进行明确规定。如:

(1)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经过原告或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即可初步认定为“故意”。实践中,原告起诉前可通过发送律师函、通知函等方式通知被告,并留存发函证据,如邮件签收单、签收通知等,一旦诉讼即可作为认定被告“故意”持续侵权的有力证据,此类证据易于固定,很大程度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

(2)第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至第四项确立的以“接触”作为“故意”的认定原则有利于权利人举证。即凡是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情形,均可初步认定“故意”。

认定以上情形的证据较易固定,如可通过企查查等公开渠道查询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二者之间实际控制人和利害关系人情况;企业签署用人劳动合同中对知识产权保护、保密进行专门性约定;商业谈判、合同签署中均设置知识产权专项保护条款等,并配套定期向涉密工作人员培训,涉知识产权文件保密分级等措施,形成书面文件并签字。以上证据在诉讼中均具有非常强的证明效力。此外,法律顾问应建议企业建立记账本制度,即企业经营管理中对接触如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人员在接触知识产权时严格履行签字手续,以便一旦诉讼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人接触过知识产权。

《解释》通过以上列举式规定 “故意”的常见情形,指明了权利人的举证方向,并可预判案件的结果,极大程度提高了权利人维权积极性。

2、确立了“情节严重”明确可参考的认定标准。《解释》第四条第二款通过列举的方式对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进行规定。如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的等情形,均可认定情节严重。以上情形实践中较易举证,如通过企查查、裁判文书网查询侵权主体行政处罚和涉诉情况、申请法院调取侵权主体相关财务资料、拒绝履行保全等。《解释》通过“列举+兜底式“规定,对实践中其他情形能否认定为情节严重提供了参考标准,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也为权利人提供了明确的举证方向。

三、 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方式明确可操作

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确定是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对基数的确定规范不一。著作权法和专利法未规定计算基数的先后次序,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种子法规定了先后次序。此外,不同法律对惩罚性赔偿是否包括合理开支的规定亦存在不一致之处。

此次《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应当按照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并明确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当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解释》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故实践中有力督促侵权人主动提供相关侵权账簿、资料,对权利人而言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证明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举证难度。反之,侵权人不提供情况下,原告以自己对涉案知识产权产品获得利润主张作为赔偿基数,法庭会充分考虑,进一步提高赔偿金额。

《解释》的以上亮点正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处理中极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次《解释》的出台不仅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也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建日臻完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价值意义也将日益凸显。

原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几大亮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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