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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案例丨从澳大利亚气候诉讼案思考我国司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时间:2022/7/26 10: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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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渊 李莉 崔翔 张雄雄
来源: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极端天气出现频繁,气候变化正在对人类和自然系统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热浪、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威胁到数百万人的生计,也破坏了发展、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针对这一情况,全世界必须尽其所能地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出台了气候相关的法律法规,世界各地气候诉讼案件的数量日益增长。

我们选取了澳大利亚格洛斯特资源有限公司诉环境规划局案,简要分析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中的司法应对,在案例中学习我国可借鉴的经验。

一、案件简介

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中部的格洛斯特(Gloucester)镇是一片景色优美、地貌独特的田园乡村地区。一家名为格洛斯特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RL公司”)的采矿公司却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露天煤矿,预计产量为2100万吨焦煤,寿命为16年。当地规划局以不符合环保和相关规划为由拒绝批准项目动工,GRL公司不服决定,向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的土地和环境庭提出申诉。

本案主审法官——新南威尔士州土地环境庭首席大法官布赖恩·普雷斯顿(BrianPreston)驳回了GRL公司的申诉,并在判决意见中详细阐明了理由。这份意见中最重要、最独特的内容是大法官对项目气候变化影响的着重分析。其他考量因素还包括:规划布局、视觉景观、便利性和社会生活等影响,这些影响是重大、不可接受且难以缓解的。这是澳大利亚首例因考虑到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而驳回煤矿开发项目的法院判决。考虑到澳大利亚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争议,及其悠久的采煤和出口历史,这一判决的意义尤其重大。

当地法院驳回了支持项目的各项辩由,强调称“气候变化是多个点源排放累积造成的结果,每个点源的排放量较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而言都相对较小,但只有通过每个点源实现减排,才能实现全球温室气体的总量减排。”

二、案件关于气候变化和社会效果的考虑

GRL公司从以下四个角度辩称煤矿项目应当获批,但均被法院一一驳回:

1、排放抵消

GRL公司认为项目产生的排放将由其他来源的减排量或碳汇来平衡。法院称这种说法只是“推测和假设”,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具体和确定的行动来“清零抵消”该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

2、减排的可能性

GRL公司主张全球减排应通过在排放效率最高、同时减排政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小的地方实现。拒绝单个煤矿的审批是无法以最低成本的策略实现减排目标的。法院不认可这种说法,认为主管部门没有义务推测如何实现“采用成本效益高的新型技术实现大型排放源的有意义的减排”,也没有义务制定“相关政策来实现最佳减排从而推动全球减排”。主管部门的任务是确定具体的开发项目是否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排放程度的可接受性以及对气候、环境和人类的可能影响。

3、市场替代推论和碳泄漏

GRL公司称,由于市场对焦煤的需求强劲,即使这个项目被否决,投资也会流向其他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不那么严格国家,产生至少相同数量的排放。法院对GRL公司的市场替代理论是否可靠表示怀疑,认为世界各国正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有责任率先采取缓解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至于碳泄漏,法院认为,GRL公司并不能提交确凿证据。澳大利亚还有其他的焦煤矿遵循世界上最高的环境标准,同时也能满足当前和未来对焦煤需求。

4、生产高质量的焦煤是合理的

——GRL公司辩称,项目将生产高质量的焦煤用于钢铁行业,而不是生产热能煤。由于钢铁对社会至关重要,而焦煤的替代品有限,因此本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合理的。法院认为这是GRL公司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因为当前和未来可能的钢铁生产对焦煤的需求可以由澳大利亚现有和业已批准的其他焦煤矿来满足。

除了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考虑,法院认为,“该项目将对规划、视觉和社会产生重大和不可接受的影响,且该影响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缓解。”法院的意见还采纳了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讨论了该项目的经济和公共效益,包括直接经济效益(特许权使用费、公司所得税)、间接经济效益(工人福利、供应商营收)以及间接成本。法院的结论是,项目的效益是不确定的,是被夸大的,而间接产生的总成本(环境、社会、运输、农业、农业旅游和旅游产业等)比评估得到的结果要大得多。

最后法院得出了简洁有力的结论:“格洛斯特谷的露天煤矿是一个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项目。说它地点错误,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毗邻住家和农场的风景文化区建露天煤矿会严重影响地区规划、设施安排、当地景观和社会生活。说它时间错误,是因为露天煤矿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有悖于当前快速减排达成共同气候目标的趋势,本着避免严重后果的目标,不予批准该项目。”

三、应对气候变化,我国环境司法的工作开展及思考

上述案例中,主审法官提前预想到露天煤矿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对环境的影响,并且深知造成的环境破坏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去进行弥补,且有可能无法完全弥补,因此在造成环境破坏前,就将源头扼制在摇篮里。

目前,欧盟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已经制定了碳中和法案。而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尚无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加快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立法,有利于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切实推动国内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同时,有助于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获得主动权,提升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次,相较于国外气候诉讼的发展,我国司法实践中气候变化类的诉讼主要可归纳为四种:即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汇交易诉讼、能源替代诉讼等三种并不直接提出气候变化诉求但与之关系密切关联诉讼,以及直接提出气候变化诉求的“真正”的气候变化诉讼,但目前与气候诉讼相关联的诉讼较多,“真正”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较少。前者包括了大气污染、碳交易、能源替代等多种类型的诉讼,虽也从不同侧面对气候变化治理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对于“真正”的气候变化诉讼,实践中的进展态势并不乐观。这也印证了气候变化诉讼牵涉利益面宽广、审理不易的现实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气候变化诉讼的症结所在,要寻找一种最为契合的环境诉讼模式。例如:将气候变化诉讼纳入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兜底条款中;对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尤其是民事和行政交叉的案件做并案审查,推动环境法的综合性以及最终的纠纷解决。同时,扩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中,并建立专门案由收录案件并研究相应的规则使得“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有法可依。针对待建高碳排放、高污染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结合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潜伏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对于报告弄虚作假及相关行政许可违法等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通过信息公开、信息共享,及时掌握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监管情况,发现违法情形,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防止项目因不符合国家实现碳中和政策要求,建设、投产后被停建、拆除,造成环境污染和财产损失。

原标题:从澳大利亚气候诉讼案思考我国司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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